“名师”的理性批判

　　● 王培峰

　　名师（本文特指获得省级以上荣誉称号的教师）是宝贵的教育资源，是时代的迫切呼唤。近几年来，在“创名师办名校”、“教育家办学”和教师专业发展大潮中，名师被推到了空前的高度。今年，笔者先后参加了一些关于名师的评选活动，尤其是近期到我们潍坊市几所学校调研，发现名师培育、认定、流动和使用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引人深思。

　　躲在名师光环下的阴影

　　每当提及名师，人们都会钦羡于名师的一大串荣耀，也许正因为如此，名师的理性批判被淡化了。

　　——名师培育的非正常化。在名师培育过程中，许多学校将名师作为创名校的根本，倾全校之物力、人力集中“打造”。例如，频频外出学习、培训，频繁参加赛课，大量名家指导、教师集体协助，等等，甚至还不忘借助媒体舆论造势，完全是一副“打造明星”的架势。可以说，每个名师的背后都是一个庞大的团队和庞大的开支。同时，教育行政部门纷纷建立名师推出机制（如创新教师、创新班主任评选等等）助推名师“露头”，以求名师“遍地开花”。我们要问的是，名师真能这么“打造”吗？

　　——名师流动的商品化。一些名师成名后，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飞奔于大江南北讲学、讲课，甚至忙于为出版商著书卖书，乐此不疲，而用于学校正常工作的精力少得可怜。许多校长反映，很多名师成名后的效能发挥远不如成名过程中那样高，甚至还没有其他非名师教学成绩好。更不容忽视的是，时下许多地方纷纷以高薪、高待遇招聘名师，作为打造名校的捷径，展开了明争暗夺的激烈大战，造成大量名师非常态流动，给本不均衡的教育带来了新的不公平问题。我市某新建学校为每位名师平均每月发放名师补贴两千多元的政策，就吸引了周围地区一大批名师（仅省级荣誉称号的就占30%以上），引起周围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不满。

　　——名师使用的官员化、符号化。在名师的去向中，一部分最终走上了仕途。我们不否认名师从政或许能惠及更多学校和学生，但是，也有一些名师从此脱离了学生，脱离了教学，甚至脱离了学校，使得名师成为仕途捷径。还有的学校干脆将名师作为应对各种比赛、展示学校教学水平的专用作秀工具和表征符号。之所以这么做，校长们列举了名师校外事务多、心气高、不好用等一大堆现实的无奈，许多校长说名师“这山望着那山高”，总想调离，不稳定，效能发挥不高，只能将他们作为学校的“衣裳”和“脸面”用之。

　　名师本质及其问题的追问

　　名师存在的诸多问题需要从名师的本质和名师产生机制上来分析。

　　1. 名师成名的机理。

　　名师不是什么荣誉称号，更不是什么头衔，不是别人封的，不是选的，不是官方定的。一位教师的成熟成名与对教育本质的把握运用和公众认可、时代需要等许多因素有关。名师之名难以准确定义，它既不是指单纯的业务能力等某个方面，也不是指综合的全面素质，它很难用通常的条块解析的理路来分析。

　　笔者以为，从名师而“名”的机理看，它更体现为一种境界，一种人格魅力，一种超越于普通教师的公共性价值存在。名师主要是通过自身的学识、修养、精神、能力，获得学生、家长、学校、社会、国家等公共空间的认同。名师的价值绝不仅仅体现于某人、某校，而在于广大的人群与区域空间（当然不是指媒体翻来覆去炒作的话语符号和舆论效应）。一般说来，名师需要一个对教育深刻理解、超常实践和公众对其广为认同的长期过程，这是一个外部认同和内部自觉、自为的统一过程。一个名师必须能深深触动公共空间的大众，尤其是学生、家长、社会的内心世界，并使人产生崇敬、赞赏的心理体验。这是名师产生的外在原因，而名师的实践则是内在的根本因素。正因为名师具有如此的超越性和精神品质，所以名师评定没有固定的模式，名师认定也难以有统一的衡量标准。

　　2． 政府部门主导名师认定政策的弊端。

　　在当前名师培育和认定的环节中，政府关于名师认定的政策居于核心地位，是影响名师培育价值取向和过程走向、质量水准变化的关键因素。大多数名师是由教育行政部门通过分配名额、学校推荐、听课或说课以及对某些条件的评审（如某些能证明教师能力的荣誉证书等）产生，尤其突出了对荣誉证书等硬性条件的基础作用。

　　在此，笔者并不怀疑评审过程的公正性，而意欲指出的是，其一，过分强调荣誉极易造成为获得名师资格而片面追求荣誉、“为名而名”的现象，使得名师仅仅成为刻意打造的虚无的光环。同时，过分强调荣誉证书等表面的有形的东西，极易淹没无形的精神品质和不为公众所知的劳动，使许多优秀而没有荣誉称号的教师（尤其是农村教师）被隔绝在名师之外。因为据了解，极为有限的荣誉称号的名额很难落到农村学校。其二，名师推出政策带有急功近利的取向，缺少时间的沉淀和公众的检验。虽然追求名师的愿望不可少，但急功近利地“打造”极易导致弄虚作假，“名师”不“名”。李吉林、斯霞等名师给我们的启示是，名师之所以“名”主要是来自名师内在的基质，而不是外力打造的结果。名师既不可能“一举成名”，也不可能“遍地开花”。其三，由于名师评定基本上由政府部门主导，缺少社会公共力量的参与，名师也难以取得公众的监督、检验和认同。其实，名师认定一旦由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主导而制度化，就不可避免地带来应对制度的“打造”现象和官僚化弊端。

　　3． 缺乏规范与引导的名师流动。

　　随着市场经济下商品交换的逻辑法则对教师生活的影响，名师流动不可避免，名师的争夺也愈演愈烈。名师流动自然是件好事，但大量名师资源的非常态流动，值得深思和警惕。名师流出地必定是欠发达地区的学校，他们花费多年人力、物力和精力培育的名师远走高飞，既损失了“墙脚”，流失了资源，带来巨大的教育不公平，又击痛了师生、领导的心灵，对名师产生负面认识。尤其是各校的名师“保卫战”和“争夺战”，更助长了名师“明星大腕”姿态、商品性格、符号特点。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在名师使用中不得不采取“官位”激励机制和“衣裳”、“脸面”的做法，造成了名师使用的官员化、符号化。

　　因此，迫切需要相关部门对此进行规范。虽然市场规则是调配教育资源的有效手段，但由于市场的私利性和教育事业公共性的矛盾，需要政府担起监管和调控的主体责任，加强对名师流动的管理。

　　走出名师培育、认定、流动和使用误区

　　当前，名师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正侵蚀着名师的资质和威望，也侵蚀着学校及教育的健康发展，期待教育政策的认真审视与回答。

　　1. 名师培育：坚持常态化、自主化。

　　培养名师，是教育事业发展的迫切需要，但名师不是一夜暴富、瞬间成名的投机者、明星和圣人，教育不是任意炒作的私人事件，也不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圣职。名师和其他人一样有着以生命特征为基础的生活和需要，尤其在教育生活的本质上和非名师是一致的。名师的生长点或不同凡响之处主要在于，在平常的教育生活中通过不平常的实践，实现不平常的理想。名师要祛魅，名师培育要坚持教育生活常态化，立足教育生活，躬身于不平常的实践，触动公众，尤其是学生、家长、社会的内心世界，这是名师的本质使然。从名师的贡献来看，只有在名师成名的过程中，其对学校的积极作用最为突出。因此，以名师创建名校，最根本的应是立足学校自主培养名师，而不是搬运他校的名师资源。很多事实说明，靠高薪、高待遇吸引来的名师是很难持久有效地推动学校发展的，且谋求高薪、高待遇的名师本身也值得怀疑；相反，许多名校尽管先后调走了一些名师，学校照样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而且还在源源不断地培养着一批又一批的名师。这正是明智的选择。

　　2. 名师认定：坚持社会为主导，弱化政府干预。

　　名师不是选的，不是官方定的。时间的沉淀和社会公共力量的认同是检验名师的唯一标准。社会公共空间是个人、团体等彼此为了自己的利益，以契约和法律为纽带而共处的一个空间，既存在公共理性、公共利益、公共伦理，也存在私人利益、私人价值，是表达个人观念、认识、看法的“公共之地”。社会公共空间本身蕴含社会批判功能和自我救治功能，尤其随着我国公民社会不断成熟，人们关心社会、关心生存、参政议政的意识逐渐增强，能抵制国家权力尤其是官僚体制对公共生活的破坏。政府应把能交给社会和应交给社会的事务，转移给非政府的社会空间。当前，名师由政府主导认定的体制、机制与我国政府职能向服务型政府转型不相适应。名师作为公共空间的产生物和存在物，其认定应逐渐变政府主导为社会主导，将名师放置到社会公共空间，由非政府的专业团体等社会组织利用社会公共空间越来越普及的公共理性和话语权，充分地讨论、认定、检验名师，在程序上保障名师运行机制的健康。

　　3． 名师流动：坚持强化政府责任，建立名师流动的补偿制度。

　　名师是因存在于公共空间才有名的，离开了公共空间的比较、认同，也就无所谓名师。也就是说名师生存于公共空间，并依赖于公共空间，这意味着名师的流动——即在更大范围内使用，也是正常而自然的。但是，如前所述，需要政府从政策和制度安排上进行公共治理干预，以维护教育公平。如何干预？笔者认为，建立名师流动的补偿政策，对名师流出校（地）进行补偿，不失为一个有效的办法。补偿政策一直是许多国家的主导政策，能通过教育机会和教育资源的再分配，快速有效地缩小教育差距。我国的经济建设已为实施补偿政策提供了较好的物质基础，同时，高等教育连续多年的持续扩张和提升，也储备了大量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政府应根据区域实际建立补偿标准，采用间接补偿和直接补偿、有偿补偿和无偿补偿，资金物质补偿和人才智力补偿等多种方式，建立完整的教育补偿体系。同时应引导社会公共空间建立有利于名师合理、常态流动的公共价值观念，在政府和社会之间建立一种有机的、良好的合作互动机制，使某些名师和特殊利益群体从“为所欲为”到“为所当为”，促进名师合理流动。

　　4． 名师使用：坚持梯队结构和科学保障制度。

　　由于教育的社会学特点，使得名师实践具有很明显的人文社会特点。管理大师德鲁克曾指出：“应该依赖于理智选择、可重复使用的方法，而不是一屋子聪明人的创造力和个人英雄主义行为。”诸多事实也说明，名师对学校发展的推动作用并不是越多越好，名师与非名师队伍之间以及学科间的生态链接结构等是影响名师效益发挥的重要因素。另外，由于地区教育差异，名师也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并不是无条件地适用于所有地区的学校。因此，名师工作团队的配置，应在学科间、名师与非名师之间构建合理的、生态化的梯队结构，使其保持一种能动的、富有活力的生态链接关系。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和评估名师，给名师足够的空间，使之人尽其才；另一方面，要积极推介名师，使名师的才能能为别人所识、所用、所认同，帮助名师搭建以名师为中心的有梯度的工作团队。

　　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是避免误用名师和误导他们成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当前，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对名师的激励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有利于名师“露头”，但不利于名师成长。许多人将“名师”作为获得利益的工具，一旦成名后，就不思进取，徒有虚名。为此，地方政府和学校要全面反思现行相关政策，对名师的选择标准、地位、作用、方式等做出理性平和的判断，尽可能减少那些可能误导名师使用和成长的政策因素。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潍坊市教育局）

　　（原载《人民教育》2008年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