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薛相畴

　　三个始料未及

　　人生旅途中，总会有许多个“始料未及”在等着你，在我的青年时代，至少就遇上了这么三个：

　　一是学农转为学文。我自幼喜爱诗文，但受家境所限，初中毕业后没上高中而进了宁波农校。我满怀豪情壮志，以未来的米丘林、李森科自许。农校毕业时，幸运地被保送上浙江农学院深造。正值春风得意之际，不料兜头泼来一盆冷水，入学前的体检查出色盲，被院校退回，而后就参加了工作。“中国的米丘林”当不成了，于是又回到了儿时的梦想，想做个诗人。结果，当了3年农业技术干部后，再一次走进校门，成了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的一名学生。

　　二是最怕当众说话却当了语文教师。本人生性木讷羞怯，一遇情绪紧张激动就说话口吃，当初报考中文系，是想当诗人，不料录取到了师范学院。入学后，由于受到专业思想教育和对世事了解的增多，我逐渐收起好高骛远的想法，从云端落到了地面，懂得了要脚踏实地，奋力前行，下决心要为做一名好教师而准备，努力学好每一门功课。然而在那个年月，专心学习也不是件容易事。政治运动和生产劳动占去大量时间且不说，单单“个人名利思想”、“白专道路”的帽子就不知什么时候会扣到自己的头上，成为大会小会严厉批判的对象。我们师院虽然有几位名师，但都被打成右派，学生谁也不敢接近。幸好同宿舍有几位同学认得清什么是将来有用的东西，大家心照不宣地暗下工夫读名著、背古文。饥荒的1960年前后，我们都饿得下肢浮肿，学校以“保人”为目的，停止了一切活动，让我们卧床休养。正好利用这一时机，靠坐在床头，我们如饥似渴地读书学习。我自知口笨，还特别下工夫练习朗诵。

　　三是一心跟党走，要为祖国建功立业，却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我上初中那年家乡解放，我和大家一道兴高采烈地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豪情满怀地高歌“东方太阳，正在升起，人民共和国正在成长”，卓娅、舒拉、保尔·柯察金等英雄形象使我们热血沸腾。农校毕业走上工作岗位时，同学们互相勉励，誓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建功立业，那场景至今历历在目。我到县农业局做技术员，积极工作，勤奋学习，真诚待人，又能写文字材料，颇受领导和同志们好评。不料风云突变，只因日常闲谈中说过几句不合时宜的话，便成了“向党猖狂进攻”。其实说的都是下乡所亲见的实景：一些干部工作中强迫命令、农民卖了过头粮自己不够吃、某位领导指挥生产说外行话之类。这些话被人记下来，1958年“整团”时转到了我就读的师院，骤然间，我就成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一棍子打得我天昏地暗，痛不欲生。然而我相信党总是伟大、光荣、正确的，错的只能是我。于是按照批判者的逻辑说服自己，老老实实认罪。从此，在革命群众监督下，在劳动和学习、工作中赎罪，努力“洗心革面，脱胎换骨”。虽然1960年摘去“右派”帽子，但仍备受歧视，在连年的政治运动中仍被视为阶级敌人。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和国家命运的转变，我的政治罪名才得以平反，处境发生了根本改变。

　　这些“始料未及”就是通常所说的“命运的捉弄”吧。后来我想，命运的捉弄也未必都是坏事，它教你头脑清醒，认清现实，脚踏实地地生存和发展。只要你学会适应，奋力抗争，只要你爱心不灭，坚忍不拔，命运总有一天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后来的教学生涯中，我潜心探索语文教学规律，倾力改革教学方法，在培养人才的事业中取得了一些成绩，得到了党和政府的肯定和赞许：1986年我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1990年山东省人民政府授予我特级教师称号，1994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只想把下一堂课上得好些

　　我生平第一次给学生上课不是在教室，课堂设在生产大队部门前的场子里。那时奉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我刚被分配到山东省北镇中学不几天，就随学校的支农大军下乡劳动。学校为了减少对学生课业的影响，在劳动间隙安排上课。听我那堂课的是刚从玉米地里调回的高二学生和几位一起劳动的老师，还有一些好奇的老乡。面对这场面，开讲时我紧张得满脸发热、心跳如打鼓。可是不一会儿，我就全身心地投入到讲课中去了。我发现学生语文基本功差得惊人，例如“好逸恶劳”4个字竟念错了3个。我感到自己学习的知识有了用武之地。

　　这第一堂课受到了学生的欢迎、老师们的好评，使我对教课一下子有了信心。起初我仿照自己中学时代老师的“讲书”教法，逐字逐句地讲。这样教，讲文言文很顺手，讲鲁迅作品也能讲好，因为学生自己读不懂的地方多。但是讲一般的白话文，就如同一杯白开水倒了出来，学生觉得索然无味，自己也觉得不带劲。一堂课下来，总得让学生有收获吧。于是我摸索着改进教法，走上了一条思考与实践的路。

　　没多久我就形成了自己的“读讲法”，就是有读有讲，好懂的文字以读代讲，不再啰唆一字，需讲的地方停下来讲解，大站大讲，小站小讲。我在备课中做好两件事：一是备好朗读，把朗读课文当作替作者表情达意，力求表达得准确恰当；二是定“站”备讲，需讲的地方做上记号，好比设定一个个车站；写出讲解内容，有解说、有分析、有点评，要言不烦，注意揭示规律性的东西。

　　“读讲法”很受学生欢迎。地区教研室领导听了我两节课后，决定召开全地区高中语文教学研讨会，由我作观摩课。1962年秋观摩课如期举行，课后老师们普遍反应：课讲得很好，学生的回答较差。这其实暴露了我教学中的致命弱点：只求自己讲得精彩，忽视了学生学得精彩。意识到这一点，我又摸索着改进教法。

　　那时教育界盛行凯洛夫教育学，认为教学就是传授知识。上一堂课讲究五个环节：组织教学、检查提问、讲授新知、总结巩固、布置作业。讲授新知的形式是教师讲学生听，偶有提问，叫做“双边活动”。我的改进自然冲不破这个框架，只是力求讲得更易于学生接受，同时加强双边活动。这同上世纪80年代后期形成的“以学生为主体”的理念相差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