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李吉林老师学研究

　　● 江苏 冯卫东

　　考察任何一位优秀教师、名师乃至教育家，我们都会看到，研究在其教育实践、教育生涯中有着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地位和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研究丰富了他们的内涵，改变了他们的行走方式，优化了他们的生命状态，使他们不断走上事业的高峰。

　　其实，早在上世纪后期，国内基础教育界已有不少教师用行动确证了“教师即研究者”的命题，李吉林老师则是其中的翘楚。如果从研究范式的创新性、研究成果的丰富性、研究价值的广益性等多方面综合考量，她处于“执牛耳”的地位。

　　鲁迅讲，“凡是有定评的作家，他的作品全部就说明着应该怎样写”。李吉林及其教育著作广有影响，可谓有“定评”；她的研究同样说明并昭示我们“应该怎样研究”：向李老师学研究是广大教师走上研究之路、成为“研究者”的一条可行之径。

　　早行的拓荒者

　　将强烈的问题意识、解决冲动与超凡的领悟触角、理解能力高度地结合起来。

　　李吉林经常说，要注意倾听时代的脚步声。其实何止是“倾听”，她始终走在同行和时代的前头，她行走的“脚步声”对于当代中国基础教育常常有“空谷足音”的韵味。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李老师的“行早”至迟可以追溯到“文革”刚刚结束以后。那时，学校教育远远没有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各种保守落后的观念，各种禁锢、窒息儿童活力与生机的行为充斥于课堂和校园。“小学语文对孩子们影响太大了。但这些年来，弊端太多了，看出了问题不碰它，我实在是坐不住！”① 于是李老师开疆辟壤，研究和探索怎样改变现状，怎样从儿童的实际、需要与可能出发，运用不同于传统与习惯的做法，去激活他们沉寂的“智力”。这就有了她的第一篇论文《怎样在小学低年级语文教学中发展儿童智力》。

　　在没有他人经验可取、没有现成路径可循的时候，李老师苦思冥想、积极大胆地摸索、果敢执著地行动，及时认真地总结，持之以恒、精益求精地将研究贯穿始终。杨振宁先生在回答关于“成功秘诀”时说，他的第一条经验就是“面对原始的问题”。李老师也是这样，往往见人未见，发人未发。雷实教授说，在人们开始重视知识和认知的时候，李老师已经着手进行智力发展；在人们刚刚意识到智力问题时，她却着眼于情感教育的力量；而当人们初步感觉到情感对教育的影响和作用时，她已经在（语文）审美教育的天地里有了重要成就。中央教科所原所长朱小蔓则说：“李吉林老师从20年前就在代表当代、当代教育来解决一百年来没有解决好的教育难题。”

　　李老师之所以成为一名“早行的拓荒者”，除了“坐不住”的责任感和事业心的催化与促进，我以为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一是善于在“空白”中寻找“空间”，她30年来所研究的领域，如智力发展问题、情感以及审美教育问题、优化情境中的儿童学习问题，等等，都是此前人们很少或者根本没有涉足的领域，她却有着极其敏锐的思维触角；二是“作为实际工作者，要把自己在工作当中的种种心得上升为规律性的认识，这确实要有一个‘悟’的过程”②。一个“悟”字庶几道破了她独具慧眼、独秉异质的“禅机”！

　　“攀援的凌霄花”

　　将汲取理论滋养与扎根实践土壤高度地结合起来。

　　在研究的起步阶段，有关理论的信息资料还十分稀缺，人们对于一线教师要不要或者如何掌握与应用理论的问题认识模糊。李老师极为自觉、自然乃至“自由”地使这两者紧密相依，“互动生成”。她一直称自己是“实际工作者”，其实她也是一名优秀的“理论工作者”、一名出色的“学术方家”。她在学习理论中建构与发展理论，很好地实现了一般理论、外在理论与自我个性理论、内在理论完美的结合与统一。

　　1978年，为写作《怎样在小学低年级语文教学中发展儿童智力》一文，李吉林从一位老师那儿借了一本书——《小学生心理特点》，薄薄的，大概八九万字。她如获至宝，反复地阅读，还做了摘记；又尽量找一些相关的书来读。当时她想到自己如同最常见的丝瓜、扁豆，如果没有支撑只能趴在地上，不可能向上攀去，也就结不起多少果实来。此时她产生了一种用理论来支撑自己的经验世界的想法。

　　1980年的夏天，李老师听说原来江苏省南通市教育局的许明先生去北京读美学研究生，放暑假回来，南通市教师进修学校邀请他给中学语文教师作专题讲座。李老师的学校与进修学校只隔一条马路，闻讯后早早地赶到教室……不久，她便写出了《运用情境教学，进行审美教育》一文。

　　实践不息，学习不止，李老师如饥似渴、海纳百川地汲取着丰富而有益的理论滋养，不断建构与完善情境教育的大厦。特别令人惊叹的是，她与许多高校教师结成长期的互动合作关系，用她的话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能够比较早地接触学术界。”

　　“最常见的丝瓜、扁豆”，这个喻象极为朴拙，我们还是借用舒婷《致橡树》中的两句诗：“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笔者认为，“实际工作者”无妨像“攀援的凌霄花”，借着理论的“高枝”，使自己站得更高，看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