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话题：“这30年课程改革，我最想说的话”

30年的沉淀

　　● 丛立新

　　《红楼梦》里面贾元春的判词第一句就是“20年来辨是非”，最初读时年龄还小，觉得很漫长的时间，20年才辨出是非，够蠢。现在猛然间想想，改革开放居然30年了，怎么走过来的啊，又哪里敢说什么是非呢！就个人而言，这30年其实是逐渐走近教育、了解教育、熟悉教育的过程，当然是很大的变化。就整个国家的教育，这样的视角就太狭隘了。以下文字，权当随便聊聊。

　　改革得符合社会基本需求

　　几十年来，我有一个深切的感受，就是社会决定教育这一点是非常强的。

　　原来想得比较简单，改革嘛，做了总比不做好，多做总比少做好。后来越来越感觉到，并不完全是这样。30年，各种各样的改革，大大小小的改革，政府部门推动的改革，学术单位组织的改革……名目繁多，如果单独看改革的方案、改革的目标，都很有道理，甚至非常美好。但如果再看看改革的最终结果，往往就不是这样，有的很有生命力，有的如过眼云烟，甚至也有的产生了与最初期望相反的结果。

　　在这方面，大概高考改革是最为成功的。回想起来真是有意思，邓小平恢复高考，虽然没有任何动员、培训，可是决定一出来，几乎全社会拥护。其实也简单，当时的社会情况非常清楚，大家知道，像“十年动乱”那样办教育，中国就太危险了。那时我在工厂当工人，还发了几句牢骚：“这个邓小平，等我上了大学再改不好吗？”因为我表现还可以啊，再推荐入学说不定有希望啊。但牢骚归牢骚，还是懂得这样是对的。说得简单些，恢复高考之所以被社会接受和承认，就是因为符合社会需求，符合教育规律，当时稍微有脑子的人心里面都“知道”。但是，这是惨重代价换来的“知道”，更多的时候，现实可能没有那么清楚，就可能在思想上误判，在改革的措施上失当。

　　我自己有另外一件事情印象非常深刻，可以做对比。20世纪90年代，华罗庚数学学校——也就是现在奥数前身吧，已经比较火了，许多孩子都利用星期天（那时还没有双休日）去上课，然后再参加什么“迎春杯”啊之类的比赛，如果能够拿到一等奖、二等奖什么的，就可以保送重点中学。对此，当时的批评很多，什么增加学生负担、不利于孩子身心健康，等等，反正现在有的批评那时都有。我们是搞教育的嘛，更是不以为然，觉得学校搞这些违背了教育规律，而且以这样的名义创收也有损教育形象。觉得应该做点什么，于是和一家媒体合作，写文章啊，做讲座啊，呼吁啊，反正是做了不少舆论工作。还记得有篇文章里面说：“把星期天还给孩子”，挺煽情的。后来，北京市也有专门规定，不许学校再办下去。真是没有想到，学校是不办了，可是社会上办的各种其他名目的同类学校就如雨后春笋般的了，而且，收的钱更多。仔细了解后算明白了，是家长们支持。他们一方面心疼孩子，另一方面更担心孩子的前途。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嘛。什么是社会需求？家长的选择，家长的意愿就是社会需求。有位资深教育官员曾经慨叹：“凡是与人民群众的要求拧着做的，最后一定行不通啊。”

　　教育实验也是有规律的

　　还有件事情，也是上世纪90年代吧，那时一些同学啊同事啊先后从国外回来，当然就会有对比，看看国内，觉得我们的中小学生太苦了，负担太重了。自己是搞教育的嘛，就总是想做点什么，于是在北京一所学校做了两年多的课程实验。当时我们叫做“综合实践活动”，也就是今天的研究性学习，让学生自己解决问题，自己制订计划，搜集资料，解决问题，等等。开始老师们不大接受，听我们介绍国外的教育很有兴趣，一说到实验就打退堂鼓：中国不行的，中国的学生不行的。事实是，经过两年多实验，很成功，最后到了初中三年级，我们怕影响中考，决定终止实验。可是那些最初犹疑的教师却不肯了：学生受益了啊，效果看得见啊。所以他们接着搞了下去。

　　说真的当时有点盲目乐观，觉得既然这所学校可以，那么别的学校同样也可以。过了很久才意识到，这其实是一个不可复制、没有太大普遍意义的尝试。你想想，在一所学校，4个大学老师蹲两年！当然最后学校老师自己做得也非常好，可是确实有我们共同探讨的两年多啊。

　　2001年这次课程改革中的研究性学习在许多地方并没有真正落实，原因之一，是没有足够的条件，如教师的充分培训、理论工作者的引领，等等。单凭号召和命令，肯定是不行的。而且占那么多课时比例，也有问题。我们实验的时候，基本没有触动学科课程。现在的课时安排，几乎必然要牺牲学科课程的质量要求，怎么行得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