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前沿一定能成为实践的主流吗

　　真正学会全方位审视国外的理论，意识到很多理论的不足，开始思考诸如怎么对待别人的东西，怎么对待自己的东西等问题，是通过2001年的这次课程改革。

　　我们学习教育理论其实是个很有意思的过程。1977年第一批教育系大学生嘛，基本是一边学一边批，凯洛夫教育学要一分为二，杜威更是要三七开甚至二八开，赫尔巴特不必说，政治上反动，皮亚杰还是唯心主义……这几年解释学、批判理论什么的很时髦，讲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其实，“十年动乱”之前、之中甚至之后一段时间内我们一直就是讲教育的阶级性，讲教育为政治服务的，好像教育只有这些。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是忽略教育教学中那些没有阶级性、那些超越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东西，对这些既不承认，更谈不上尊重。教育有普遍规律，但普遍规律如果要起作用，必须要将特定的思想或者特定的理论，放到具体的时空坐标中，看具体的社会历史和现实条件，否则便很容易出错。很简单，无论是赫尔巴特还是杜威的理论，同样在今天，对中国的教育和美国的教育，意义是不一样的。

　　有一个逻辑，曾经很流行，至少我自己也曾经多多少少认为有道理：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高度发达，那么，它的教育也必然是发达的。反过来也是一样。这样的逻辑，在今天看来也不能说完全错误，但显然过于简单了。比如，依照这个逻辑，我们看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教育时就容易缺乏分析。

　　还有，对于国外的教育理论、教育改革，要关注，但更需要理性的态度和冷静的思考。比如有一个问题，我很晚才意识到，就是教育改革的前沿与教育实践的主流之间的关系，二者是不是总是统一的？有意思的是，这个问题并不复杂，但以前就是没有想过，到了后来，就开始反反复复地想。当然这里面也有个契机，我的一个硕士生，有一次问我，老师，现在那些发达国家，比如美国，是不是已经没有教师运用讲授法了？当时听了这个问题，我吓了一跳，然后琢磨，学生这样问一定不是空穴来风，自然与所接触的各种课程、所读的各种书籍和论文有关。于是就想，包括我自己在内，在课堂上，在各种讲座上面，到底给了学生什么？具体说，当我们向他们介绍国外的教育改革、教育理论时，有没有真正做到全面真实？这样想下来，就觉得这个学生问得实在是有道理，比如一提到美国的教育，更多的文章会谈到布鲁纳的改革，谈到发现法，谈到小组合作学习，谈到活动课程，的确，这些都存在。但是，这些并不是美国中小学教学实践的主流。而且，改革的前沿也并不一定都能够最终成为实践的主流。杜威是这样，布鲁纳也是这样。

　　思想解放不太够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现在全世界都看得到，的确惊人，我们这些曾经经历过“三年困难时期”，经历过“十年动乱”的人感受更深。可以说，所有今天的这些成就，如果没有当初的思想解放运动，都是不可能的。

　　思想解放在教育领域当然也有成就，但总的说起来不够，很多问题没有彻底说清楚。比如，恢复高考直接刺激了中小学教学的正常化。但是，中小学教育究竟应该怎么搞，哪些做法是符合教育规律的，哪些形式和方法是需要的，许多事情没有得到清理。再比如，学校教育有没有稳定性？除了为政治所决定之外，有没有自己的规律？现在看来，与政治、经济许多方面相比，教育的稳定性其实更强，确实有许多是超越了具体社会形态的。那时一些老先生已经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但讨论得不充分，也没有深入到学校教育的具体层面。再比如，如何看待学校的教学活动，系统知识、考试、分数，这些在学校教育中占据什么样的地位，没有充分讨论，现在看来是有后患的，比如现在许多对教学的批判与“十年动乱”期间很相似，一些改革也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些问题。像小升初的改革，这是大家都看到的，我当年也曾经非常拥护。这个改革所针对的弊病是事实，最后所产生的各种结果也是有目共睹，仔细分析，恐怕与对教学规律的认识不足，包括对考试看法的不全面都有关系。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教授，从事课程与教学研究30年。）

　　（原载《人民教育》2008年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