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教育体制改革30年的辉煌与展望

　　●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 杜育红 梁文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30年来，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变；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各级各类教育快速发展，教育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应该说，教育事业发展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没有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是不可想象的。

　　教育体制改革的“破冰”期

　　1978年——1984年

　　标志：恢复高考，教育界成为全国最早推进思想解放的战线之一

　　此时，“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政治、思想、文化以及经济方面的后遗症还很严重，百废待兴。改革的首要任务就是解放思想。通过解放思想，实现了三个重大转变，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状态转变到对外开放；从墨守成规转变到大胆改革。

　　在教育领域，邓小平在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这明确指出了：只有依靠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带来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而科学技术的传播、发展、应用并转化为生产力，依赖于教育；经济要转型、民族要崛起，必须大力发展教育。1982年召开的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把教育和科学作为实现今后20年经济发展目标的三大战略重点之一。

　　这一时期，在教育体制改革方面，重点是不断肃清“左”的思想和进行拨乱反正，以尽快恢复与重建被“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的教育事业。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和确立，不仅是加快人才培养的需要，更是带动整个教育制度乃至社会制度变革的最关键的节点，是教育体制恢复与重建的突破口。恢复高考制度，重新确立了选拔人才的公平竞争原则，调动了亿万青年学习知识的积极性，整个教育界重新焕发了生机和活力。

　　以高考制度的恢复为标志，教育界成为当时全国最早最全面推进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战线之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现代化理念被纳入制度化的轨道并为全社会所接受。1978年，教育部重新颁发了《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全面恢复“文革”前的教育体制，确定了中小学的基本学制和课程设置，使基础教育迅速摆脱混乱局面，重新回到正常发展的轨道。

　　教育体制改革的发轫期

　　1985年——1991年

　　标志：《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教育体制改革全面启动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标志着我国教育体制改革全面启动。这个决定推出的背景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确立，全国进行着以不断扩大地方政府与企业自主权为核心的改革。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了教育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教育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要依靠教育”，同时阐明了教育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指出“必须从教育体制入手，有系统地进行改革”，从而揭开了教育体制改革的序幕。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出台，在我国教育体制改革中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成为我国教育体制的分水岭。在此之前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具有“计划性”与“集中性”特征的教育体制；在此之后是逐渐探索并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从中央向地方分权、从政府向社会渗透的新型教育体制。自1985年开始，我国围绕着办学、管理、投资体制全面进行教育体制改革的探索。

　　这一时期，基础教育阶段的教育体制改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分级办学、分级管理体制的形成。

　　在基础教育阶段，为了适应财政包干的新体制，《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实施“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分级办学、分级管理形成了县、乡、村三级办学，县、乡两级管理的模式。

　　第二，办学体制多元化的探索。

　　随着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不断深入，在经济领域逐步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新格局。这种经济格局为多元化办学体制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逐步探索与改变单一的国有化办学体制，允许和鼓励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公民按国家法规和教育方针办学，建立国家和社会各方面共同办学的新体制。顺应时代需要，基础教育实行公办和民办“两条腿”走路的发展方针，吸纳社会资源发展基础教育。198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重申：“国家鼓励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力量，在当地人民政府统一管理下，按照国家规定的基本要求举办法律规定的各类学校。”1987年国家教委颁布了《关于社会力量办学的若干暂行规定》，进一步规范了社会力量办学，促进了社会力量办学的发展。

　　第三，多元化的筹资体制初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