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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教我们做人做事——记我的爷爷叶圣陶
2010-11-06  2010年11月06日  来源:人民教育

    前些天意外地接到《人民教育》杂志的任小艾主任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她说,今年5月是《人民教育》创刊60周年的日子,为了纪念,编辑部准备出一期特刊。她还说,我的爷爷叶圣陶曾经是这本杂志的开创者,为此他们通过朋友找到我,希望我能写一篇纪念文章。这事真让我感到有些为难。

  说起来我对《人民教育》这本杂志并不陌生,小时候常在爷爷的书桌上见到一些期刊,《人民教育》是其中的一本。我还是孩子,自然不会关注这本办给教师看的杂志,虽然月月见面,却从来没有翻开来看一看,如果不是小艾告诉我,我至今都不知道爷爷曾是这本杂志的第一届编委会副主任委员。

  放下电话,我想,爷爷一直都在从事与教育有关的工作,一生都在关心着教育事业的发展,我虽然没有认真地研究过爷爷的教育思想,但是对他的教育主张我多少还是知道一点儿的,更是这些主张最直接的受益者。我愿意跟大家说说爷爷是怎么教我们做人和做事的,说说多年来我的一些切身感受,作为我对爷爷的回忆和怀念。

  快乐的童年

  早在1930年,爷爷在《做了父亲》这篇文章中写道:

  曾经担过忧虑,因为自家是小学教员出身,知道小学的情形比较清楚,以为像个模样的小学太少了,儿女达到入学年龄的时候将无处可送。现在三个儿女都进了学校,学校也不见得特别好,但是我毫不存勉强迁就的意思。

  一定要有理想的小学才把儿女送去,无异看儿女作特别珍贵特别柔弱的花草,所以要保藏在装着暖气管的玻璃花房里。特别珍贵么,除了有些国家的华胄贵族,谁也不肯对儿女做这样的夸大口吻。特别柔弱么,那又是心所不甘,要抵挡得风雨,经历得霜雪,这才可喜。我现在作这样想,自笑以前的忧虑殊属无谓。

  何况世间为生活所限,连小学都不得进的多得很,他们一样要挺直身躯立定脚跟做人。学校好坏于人究竟有何等程度的关系呢?这样想时,以前的忧虑尤见得我的浅陋了。

  原来我一直以为,只有如今的父母才会为儿女的入学担忧。为了能让他们上一个好幼儿园、好小学、好中学、好大学,做父母的伤透了脑筋,搞得筋疲力尽。看了这段文字我才知道,在爷爷做父亲的时候,儿女入学的问题也曾困扰过他。与大多数做父母的不同的是,在爷爷想清楚应该如何对待这件事情之后,就把自己的儿女送进了普通的学校。他的3个儿女不仅没有上好的小学、好的中学,爸爸和叔叔连大学的门也没有进过,但是他们从小生活在爷爷身边,都从他那里学到了一辈子自学的理念,在干中学,在学中干,个个都算得上优秀,个个都成了爷爷所希望的对社会有用的人。

  爷爷的这些想法在我们父辈的心里也扎了根,孩子们的入学好像不曾困扰过我们的爸爸、妈妈。爷爷那时候在教育部和人民教育出版社任职,部里和社里有几所像北京景山学校这样的实验性小学和中学。可我们兄妹几个上的是离家最近的小学,没有到那些名校去读书。记得那时候的入学年龄是7岁,报名日期截止到8月31日。而我生在9月16日,只能延迟一年上学。本来个子就高大的我,不得不又在幼儿园里晃了一年。只因为晚生了16天,就要耽搁孩子一年的学习,这实在让妈妈有点儿不甘心。她私下里跟爸爸念叨:爹爹还是教育部的副部长呢,自己的孙女上个小学都不能通融一下。爸爸不说话,只是笑笑。

  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不知道测验是怎么回事,第一次只得了38分,我隐约觉得这事儿好像不太光彩,在饭桌上红着脸向大家说了。爷爷、爸爸都对我说:别害怕,也用不着紧张,弄清楚了错在什么地方,下次不再错就好了。第二次测验我得了86分,一回到家就欢欢喜喜地告诉了爷爷和爸爸,他们都为我高兴。小时候的许多事情我都忘了,这件事却像电影镜头一样留在了我的脑海里,可见当时它在我小小的心灵中占了多重的位置。

  在我们兄妹几个成长的过程中,爷爷和爸爸从来都没有规定过我们必须看什么书,背什么文章;没有要求我们的成绩一定要排在班上的第几名,一定要考上什么初中、什么高中;也没有要求我们一定要学会哪种技能;更没有因为什么事情非常严厉地批评过我们。相对成绩来说,他们更愿意听我们说说发生在身边和学校里的事情,我们正在参加的那些活动,正在看的课外书、看的电影。谈话中他们提出的一个个问题和建议,会引导我们多看、多想、多实践。

  小学六年级的暑假,我和表姐一起到南京的叔叔家里去玩,那是我们第一次离开大人结伴远行。从南京回来后,爷爷问我:知不知道我们坐的是哪条火车线上的火车;先后经过了什么省份、什么城市;有没有发现南方土地的颜色和北方的不同;北方地里种的什么,南方地里种的什么,庄稼长得好不好;有没有看见什么可以记下来的人和事,还说如果写出来他很愿意看一看。那时候我只当是爷爷在和我聊天,现在想想他是在给我上地理课,非常生动也非常深刻。事后我把在叔叔那里看壁虎捉虫的情形写下来拿给他看,他看了夸我观察得很仔细,叙述得也清楚,写得还不错。

  “文化大革命”后我做了报社的记者,每次出去采访回来,爷爷都会让我说说看到、听到和想到些什么,准备给孩子们写一篇什么样的报道。他向我提出的许多问题,常常会引发我更多的思考。一次去河北遵化采访几个给报社投稿的小学生,他们写了一份倡议书,想通过《中国少年报》号召全国的小朋友都来保护小鸟。在当时,几个孩子能提出这样的建议还是挺前卫的。从遵化回来,爷爷要我说说采访经过,要我把写好的稿子拿给他看,还逐字逐句地为我修改。我刚进报社不久,还不太知道该怎么给孩子们写稿子,能得到爷爷这样具体的帮助和指导,真是又宝贵又难忘。我心里明白,爷爷一直希望我每次采访都能有收获有长进,把事情越做越好。

  想想当年爷爷、爸爸是怎么对待我们的,再看看现在那些很累、很苦、被升学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孩子们,我很庆幸自己能有一个快乐的、无拘无束的、自由的童年。因为种种原因,我们兄妹几个也都没能上大学。而爷爷说的:上大学是成才的一条道路,可不是唯一的道路……不进大学,要是自己肯学,自己会学,同样可以成才。所谓成才,就咱们这个社会的标准来说,就是成为一个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人……这些话,我们一直牢记在心,成为一个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人,也始终是我们的理想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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