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孙宝良

　　● 李松森

　　孙宝良是我10年前教过的一个学生，在学籍档案和班级花名册里有时也写成“孙宝亮”，究竟哪个对，他自己没意见，叫他啥都成，写成啥也无所谓——因为他根本不识字。但这么一个不识字的学生却又是全校最知名的学生之一，因为他与众不同，用我们这里农村惯用的说法，他是个“痴孩子”，老师、学生们在非正式场合里都悄悄地说他是“弱智生”。

　　新学年即将开始，原四年级的学生面临分班，但哪个老师也不想把“弱智生”孙宝良分到自己的班里，因为孙宝良每次的考试成绩都不会超过一位数，在以考试分数决定教师工作成绩的制度下，收留孙宝良就不是发扬风格的事了。后来，学校经过反复研究决定，让孙宝良和两个全级部学习最优秀的学生捆绑分班。最终，以抓阄儿的形式，孙宝良分到了我的班上，我成了他五年级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但是和我同班的数学老师却不同意这个方案，她和我算了一笔账：两个尖子生最后的学习成绩以100分满分计算，和孙宝良三个人的平均成绩也不过60多分，不愧是数学老师，她以不容置疑的数学逻辑证明了我的错误，并敦促我出面与学校领导交涉，再要两个好学生来。但学校的答复更坚决：维持原方案，不予更改！因为孙宝良，作为班主任的我还没有走马上任就在任课教师和学校领导之间搞得灰头土脸的。还没有来到我的班上，我对孙宝良就怀有了极大的成见，在上任的第一天就找了个借口平白无故把他训斥了一顿。

　　但慢慢地我发现，孙宝良除了学习上“刀枪不入”外，从来不违反纪律。上课时，他不会打扰别的同学学习，只是静静地坐在教室最后面的一张单人桌上独自摆弄他那些残缺不堪的书本和文具，偶尔和我注视他的目光相触，他会马上正襟危坐，摆出一副自始至终都一直在认真听讲的神态。

　　不知从哪一年哪个老师起给孙宝良安排了一份特殊的工作，管理班级的垃圾箱。这个又脏又累又不讨好的差事竟被他打理出一笔财富，令我对他刮目相看。他不像其他人把垃圾一股脑儿地倒掉了事，而是先把里面的废纸挑出来，蹲在地上把那些团在一起的“纸糕”、“纸饼”展开、抹平，按不同的大小摞成几大摞，捆起来，然后装到一个大的口袋里。日久天长，积攒起来居然数量可观，赶到卖时，竟能从收废品的小贩那里换回几元甚至十几元的“巨款”，这些钱他从来都如实地交给生活委员，成了班费的一个支柱，甚至也可以说是班里的唯一经济来源。有一次班级除草劳动，我提议用这笔钱给每个同学买一支雪糕降暑，可是生活委员居然没有给孙宝良买，还振振有词地说“孙宝良从来都是不算数的”。我很生气，勒令生活委员把他自己的雪糕给了孙宝良，罚他顶着烈日又跑了一趟商店给自己买。

　　五年级的学习生活很快就要结束了，在最后复习考试的时间里，我们班果然因为孙宝良的原因导致总成绩不理想，孙宝良受到了包括我在内的全体老师的抱怨和指责，但他没有争辩，照样整理他的废纸，心平气和地把卖废纸的钱交给班里的生活委员保管；依然在劳动时干得最卖力。毕业前夕，在“班费全班共享”的名义下，用孙宝良整理废纸换来的那笔钱买来了本子、钢笔，作为奖品颁发给了学习优秀的学生。

　　然后，这拨儿学生就毕业了。我曾经想过，孙宝良将来能去做什么，也没有想出什么结果。

　　从那以后，我倒是算幸运的，学生里再也没有遇到像孙宝良一样弱智到“刀枪不入”的学生，当然也没有一个像他那样能认真负责地管理垃圾箱的学生了。

　　前些日子的一个中午，我骑摩托车回学校，走到半路车胎破了。那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想到炎炎烈日下要推车走上三四里路，心情很懊丧。正当我汗流浃背地推着沉重的车踽踽而行时，忽然发现路边的电线杆上贴着一张“摩托修配，流动补胎”的宣传广告，如同是沙漠里遇到了一片绿洲，我想都没想就按上面的电话号码拨通了电话，对方是一个亲切的声音：“您好，有什么事需要帮忙？”我把我的情况一说，他问清楚了我所处的位置，答复我说：“我5分钟后过去，您在那里稍等一会儿。”打完电话我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一般修摩托车的师傅都不愿出门修理，怕影响生意，这位能出门服务一定会像医生收“出诊费”一样“宰”人一刀的，可是没办法呀，等着挨“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