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是领路的人

——访著名核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王乃彦

　　● 陈敏

　　冒着北京2008年的第一场雪，我如约来到著名核物理学家王乃彦院士的办公室。从推开门见到王老的一瞬间起，我无时无刻不在感受着王老那种温润而泽、高情远致、明德惟馨的人格魅力。王院士乍看外表普通，但随着交谈的深入，却似有一种无形的气息，淡淡的却强烈地感染和征服了我。

　　今年已74高龄的王院士记忆力非常好，说话的逻辑性很强，虽然谈的都是五十多年前的经历，但回忆起来仍然那么清晰、流畅，中间偶有几次停顿，但似乎只是为了更准确地回想，更深情地怀念，整个人生的轨迹已然深深地铭刻在王老的心间。

　　从小立志做科学家

　　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的王乃彦，从儿时起便深受父亲的影响。父亲是中国测绘协会的会员，从事勘探测绘工作，解放后又在福建农学院当数学教授。他对科学的挚爱潜移默化地熏陶着儿时的王乃彦。从父亲的讲述中，他知道了牛顿的伟大，从此对科学研究无比的崇敬。一天，他在父亲的一本书上发现了牛顿画像，如获至宝地用剪刀剪下来，恭恭敬敬地贴到自己的床头，并一直伴随着他到大学毕业。从小崇拜牛顿、立志当科学家的远大志向，就这样支撑着王乃彦一步步走向今天。

　　随着王院士的讲述，我慢慢走近了少年的王乃彦，获知了当年他是如何在父亲的支持和鼓励下努力求学的故事。那时候，家乡福建正准备修建福州到厦门的公路，父亲负责修建公路的测绘工作。可是解放前夕，国民党腐败贪污，公路没建成反倒要裁员。父亲因此失业了，家里只能靠父亲以前的积蓄度日。王乃彦记得，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上学前只能喝点稀饭，一个面粉做的鸡蛋大小的虾饼还要和妈妈分着吃，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为了让孩子继续读书，父亲和母亲变卖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把姐姐和他送进了大学和高中。父亲说：“不管遇到怎样的情况，家里再穷也要让孩子们上学。”这句话一直印在少年王乃彦的脑海里。

　　初中时，王乃彦还很贪玩。父亲就时常告诫王乃彦，要好好学习，不能再贪玩了。在父亲严厉的敲打下，王乃彦开始收心了，发愤努力学习，并且顺利地考入高中。

　　在福州一中读高一时，外语课本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价格很贵。王乃彦和几个穷学生买不起外语课本，便借来课本用复写纸分头抄写。父亲看到他这种坚持学习的劲头，就亲自动手为他抄录课本。父亲的帮助对王乃彦是无声的鞭策，激励他更加刻苦地学习。他不仅很快掌握了各科的知识，还和几个志趣相投的同学自学了大学一年级微积分课程。他就是用这个布满父亲笔迹的手抄课本读完了高中，考上了大学。

　　人生是一场磨炼

　　如果说少年时贫穷和艰难的家境培养了王乃彦坚韧的意志和坚定的志向，那在“土改”工作队艰苦的磨炼则给了他一副铁打的筋骨和一套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王院士的记忆之门似乎一下子被打开了，仿佛又回到了福州刚解放的时候：他在高年级学生的带领下去迎接解放军进城，看的第一场电影是《白毛女》……高一的时候，他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暑假就进了团训班。在这里随军南下工作团的同志对他影响很大，他决心要努力学习，做到思想好、学习好。恰恰在这时，抗美援朝开始了，他和同学们一起积极报名参军，但后来还是服从组织安排，参加了福州的土改工作。

　　回忆起那段令他终生难忘的“土改岁月”，王老感慨万分，当年他只有16岁，就经过两期土改的磨炼。王老回忆说：“那时我们吃住在当地最苦的雇农和贫农家里，看到老百姓的生活非常苦。我和土改小组组长、副组长3个人睡在用两个门板拼的床上。木板床缝里都是臭虫，每天早上只吃一碗番薯稀饭，饭后半小时肚子就饿得哇哇叫，中午吃的是稍微干点的番薯饭，我那时瘦得皮包骨头。土改完回到家里，我的体重只剩47公斤，身上的毛衣缝里都是臭虫，妈妈把毛衣放在一个大锅里使劲煮，才把臭虫煮死。那件毛衣我到大学时才换掉。”

　　生活上的艰苦还不算什么，刚解放时农民对工作队及党的政策很不理解，开展工作的艰难程度可想而知。王乃彦他们每天到贫雇农家访贫问苦，与老百姓促膝谈心，和他们交朋友，最终唤醒农民兄弟的阶级觉悟，顺利地完成了土改工作任务。王乃彦小小的年纪就被评为了福州市郊土改一等功臣。谈及这段经历，王院士言语之间满是感激，他说：“土改对我的教育有两个。一是养成了自己能吃苦的习惯。二是要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办事，要为老百姓谋福利。”

　　是啊，土改岁月的磨炼，养成了他布衣蔬食、克勤克俭的朴素作风，也让他亲身体验了老百姓的苦日子，树立了要为百姓做事、谋利的精神支柱。艰苦的磨炼是一笔财富，一笔终身享用不尽的精神财富。这难道不是我们年轻人所缺少的人生必修课吗？

　　对王院士来讲，另一场刻骨铭心的人生磨炼是在大西北的核试验基地。上世纪60年代初，他作为第二批中国专家，到前苏联参加核物理的科学研究。1966年回国后不久，他服从组织分配，奔赴大西北的核试验基地，这一去又是十多年。在核基地，四围高山环绕，方圆几百里都是茫茫大草原，外面的人根本进不去。鉴于核试验研究的高度保密性，这里严格限制与外界的联系，往来的家信都要经过检查。解放后，由于这里一度曾是劳改农场，改为核试验基地后，科学家们刚到草原时，当地藏族老百姓竟误认为是可以随便走动的劳改犯。

　　谈到这些，王老淡淡地一笑，接着又说：“当时我爱人在山西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们的大女儿很小，我们只好把她寄放在同事家里。有一次我回北京开会，顺路去看女儿，她根本不认识我，管我叫叔叔，管我那个同事叫爸爸。”

　　大西北的科研工作紧张而艰苦，与爱人常年两地分居的生活，又让王院士养成了凡事自己动手的习惯。他自己做饭、洗衣、洗被子，甚至学会缝衣服、缝被子。同事们都开玩笑说：“你这个人生活能力、生命能力很强啊。”即使后来回到北京，生活稳定了，王老对物质生活要求仍然很低，“到现在为止，只要一点咸菜，一碗米饭，一口馒头，我就能吃得很好。”

　　在我们普通人看来，大西北的核试验神秘艰辛、危险莫测，是如此的寂寞与清苦，但在王院士的脑海里，却别有一番醉人的滋味。每当谈到这段往事，他总仿佛在享受着那难得的贡献才华、报效祖国的机会，只有时不时爽朗的笑声留给我无尽的回味。

　　科学家要有社会责任感

　　王乃彦院士不仅在艰深的核物理专业有所建树，而且还花费相当多的心血精力，积极投入到青少年科技教育的各项活动中。他不仅是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活动委员会的顾问，还连续担任了好几届“明天小小科学家”终评委员会主任。我特别想探询的是，究竟是怎样的一种信念支撑着这位在学术界享有盛名的老科学家，在古稀之年仍自愿从事这些工作？

　　在采访中，王老给出了这个答案：一种社会责任感的驱动。

　　“我认为，开展青少年的科技活动，更多地要培养青少年对科学技术的兴趣爱好，让他们觉得科技活动很有趣。我当年在北大物理系学的是无线电电子学专业，还参加了课外科技小组，自己去做科研。其实这是我的一贯兴趣，我在高中时就喜欢摆弄收音机。所以，我觉得培养青少年对科技的爱好非常重要，他只有爱好了才能去做。”

　　王院士有3个女儿，都是学理科的。当年大女儿要出国时，他曾劝道：何必这么着急出国呢？现在出国，说实话就是为人家打工，到时再想学本领就晚了。

　　王院士说：“尽管现在我们不反对青年人出国，但是怎样才能把他们留在国内为祖国服务呢？是靠他对科学的热爱，对事业的热爱，他有这个事业心。你光靠高工资就能留住他了？不会的。要靠科学研究工作把他吸引住，还要靠感情留人，事业心留人。人是不是钱多了就幸福，不见得。要让年轻人感觉这个集体很好、很融洽，学术上能有长进，在这儿工作有奔头，这才行啊。所以，培养年轻人对科研工作的兴趣很重要。

　　“我的老师王淦昌先生就做得非常好，他经常对我说，你自己做科研工作，能不能努力进入到世界上正研究的热点和前沿里，并把你的学生一起带进去。如果你做老师的都钻不进去，学生跟着落在后面，他能安心吗？他年轻，要有前途、要有奔头啊。

　　“我现在很着急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跟不上劲儿。我们要帮助学生树立一个道德理想，应该给学生讲清楚，你现在是学习阶段，最重要的是学好本领，打好基础，将来要为祖国、为人民做更多的工作，自己才会有好的发展前途。如果你现在就只关心钱，把钱放在第一位，那么就把自己整个都毁了。我总是对学生讲，现在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好，‘面包会有的’，不要把钱看得太重，把别的东西放松了。你择业应该首先要看对国家有没有用，有没有好的发展前景，这里的环境对我成长是不是很有利。

　　“王淦昌先生对我的教育，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学问，都深深影响了我一辈子。王先生家里的家具还不如他的司机，但他却把钱都捐给了国家去培养学生。所以我认为，一个科学家首先要做好人。做人都做不好，还当什么科学家。这不是说科学家有什么了不起，只是我认为科学家所受的社会教育、获得社会提供的条件，要比一般人多很多。社会给你那么多的培养和投资，你就要有社会责任感，为社会做贡献，回报社会。

　　“我们现在强调科学道德、职业道德，不能仅仅理解为不抄袭、不弄虚作假，这只是一个最起码的要求。其实科学道德最主要的标志就是，一个科学家要履行他对社会、对人民负责任的行为，必须要给社会更多的回报。你要追求完美，不要留下遗憾。如果你没有回报社会，你就是个不负责的人。王凎昌先生说过，科学家不能白吃人民的饭。吃的人民的饭不给人民干活，就是缺乏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像我们这样的老科学家，不仅要自己好好工作，还要培养年轻一代的科学家，其中社会责任感是必须要传承的。”

　　说起刚刚结束的小小科学家的评选，王院士的评介是：现在的小孩子越来越聪明，见识越来越广，外语越来越好。唯一的缺陷就是这些科技活动比较偏重于计算机模拟，真正实验创作很少。“应该说物理学是整个科学实验的基础，现在数学活动多一些，物理学就很少。要想办法介绍这些学生到中科院物理所去，把比较大的研究课题分解出一些小的课题让学生去做，然后好好辅导他们。”

　　王院士说：“青少年的科学教育非常重要，要保护青少年的科学积极性。我们培养学生并不是简单地让他做些研究课题，而是必须真正对他的成长起重要作用，对他的思维起重要作用，甚至对他的人生观、价值观起作用。关键是培养学生逻辑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注意用科学的精神，用科学的发展观，用科学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具体到搞科学研究工作，你的思维方法必须符合辩证法，还要学习老教授是怎样解决问题、处理问题，包括他怎样对待周围同志的。这些对他的影响可能比做一篇论文还要深刻。”

　　老师是领路的人

　　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老师的教育和培养。王院士说，一想到自己的成长历程，就想起自己的几位恩师。如果没有老师的指导和激励，可能就没有自己的今天。

　　王院士是在两个破庙里上的小学，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期间，条件相当差，但至今他依然怀念感激当年的小学校长和老师，仍为小学老师传授给他的知识感到骄傲。一次他去法国访问，他跟法国朋友讲：“我是先知道马赛，后知道巴黎的。我上小学时，老师教我唱过马赛曲。”法国朋友听了都感到很震惊。

　　王院士还特别感谢高中时候的数学老师——徐景贤。回忆起徐老师，王老的神情中充满了敬意和自豪。他说：“当年我参加土改后回到原来的班上，高三上半学期都快过了，我整整落了一年多的课。我当过数学课代表，徐老师特别喜欢我，对我格外照顾，让我在每天午饭后到他家里，他利用自己的午休时间给我补数学。福州的天气很热，他拿着扇子一边扇着一边给我讲。就这样，经过徐老师耐心的辅导，我数学考试成绩优异。我和同班的5个同学一起考到北大物理系。

　　“我的物理老师叫林童雀，物理讲得真棒，讲得非常深刻。他讲牛顿三大定律，我听了非常有兴趣。那时看了苏联电影《航空之父》，我很喜欢航空模型，就自学飞机怎么才能起飞呀，怎么才会降落呀。我还自己动手装单管矿石收音机。我的语文老师也很好，在他的影响下，我会背许多普希金的诗。”

　　王院士的思绪久久地沉浸在对老师思念中：“中学老师太重要了。我的这几个老师非常敬业，他们的一言一行对我都有很大的影响，他们实际是个领路的人。”王院士认为一个好的老师，“带好好学生并不难，真正把后进的学生带好才叫难。”

　　对这个说法，我也有同感。有一个好老师领路，我们就会受益终身。王院士本人不就是这样的领路人吗？

　　他语重心长地说：“人生是短暂的，你必须想清楚，活着为什么？你的事业是什么？现在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这么好，党的十七大也开了，方针政策也定了。我现在看到年轻人就很羡慕，年轻是很大的资本。牛顿讲，给我两倍的生命都不够。我们要做的事情太多了，现在浪费时间多么可惜。”

　　年逾古稀的王老，精力甚至比年轻人还要充沛。他每天的工作都排得满满的，不但带了5个研究生，仅去年还给研究生授课36学时。他还自己给自己加压，每天清晨抽空学习一个小时英语。在他眼里“吃得好、穿得好不等于幸福，每天工作无忧无虑，就很幸福”。赶上节假日休息时间长了，他反倒觉得没意思，即使放假了也要看看书。

　　就着刚才的话题，我提出请王院士谈谈对于当前基础教育的看法和建议。

　　王院士谦逊地表示：“应该肯定当今中小学教育的主流还是好的。我们有这么好的大学生源，与较优秀的中学教育很有关系。现在国家对于基础教育非常重视，资金投入很多。但我认为，教学条件的改善，并不一定会导致师资条件的提高。我觉得对师资培养进行投资，比建楼还重要得多。学校要以教师、学生为本，否则楼盖得再好，教师素质跟不上，也不能发挥作用。

　　“中学教育不要给学生太重的课业负担。现在基础教育存在的问题是，老师太注意知识的传教，忽视学生德智体全面的发展。我认为，要特别注意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教育他们爱社会主义、爱劳动。”

　　很显然，王院士很关注中小学教育，并且认真思考过基础教育中的利弊得失，他既没有随便说些应景的赞扬话，也没有否定中小学教育的改革和活力，而是真诚地提出了自己对于基础教育的批判性反思。

　　采访结束了，走出王院士的办公室，外面大雪下得正酣。而我的心灵，也如同经过大雪洗礼净化的空气一般，变得如此透彻清明。“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但愿我们都能像王老那样，以勤奋的工作带给自己满足和幸福，带给他人快乐和进步。

　　（原载《人民教育》2008年第6期）